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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打火机:落寞的昔日巨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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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气:-发表时间:2015-10-31 14:42【

“啪!”——银色的出火口蹿出火苗,一束光刚好照在黄发静紧蹙的眉前,“现在温州打火机行业的状况只能用‘非常严峻’来形容。”他点起一根烟,欲言又止。

黄发静,全球最大金属打火机生产厂家之一、温州日丰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,现任温州市打火机行业协会会长。这个曾因带领温州打火机企业抵制欧盟CR法案(Child Resistance Law,即儿童安全法规)声名鹊起、面对国际贸易壁垒斗争到底的企业家,如今却为温州打火机企业的运营和行业发展伤透脑筋。

回溯1980-1990年代,这个由近30个零件组成的打火机照亮了市场经济萌动期的温州人,脱贫致富的冲动促使他们对其拆装研究并批量生产,直至占据世界垄断地位。然而,这个温州制造业曾经的当家花旦之一,现在却面临着资金短缺、成本急增以及政策制度上的诸多问题。从最辉煌时期的3000多家企业,到如今的百余家,黄发静伤感地承认,“打火机已经从温州最红火、最风光的行业,跌到最夕阳、最挣扎的行业了。”

“忽如一夜春风来”

1990年代中期,日本打火机生产商组团到温州,考察后他们终于承认自己毫无还手之力:一只电子点火器,进口单价至少4元,温州人自己做,一开始是1-2元,形成大规模生产后只要0.1-0.3元;密封圈,进口的0.2元,而温州产的从0.05元降到0.005元。

“当年是谁第一个生产打火机的?”在温州,无人能说清这个问题。和历史久远的温州皮鞋不同,金属打火机是舶来品。1980年代中后期,金属打火机最大的产地在日本,零售价至少两三百元人民币,属于海外探亲的温州人带回来的稀罕物。当时,温州的农村家庭工业已蓬勃兴起,对市场感知敏锐的温州人,在这个新奇货中嗅到了商机,争相研究甚至动手拆装从国外带来的打火机。

用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”来形容温州打火机行业初期的发展,绝不为过。温州东方轻工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中坚回忆,几个年轻人用手工打制的方式做出了外形酷似日本货的打火机后,一个个小火苗开始在简陋的厂房,更准确地说是作坊里蹿起。喷涌而出的改革发展动力之下,温州人的致富潜能是无穷的。到1980年代末,小小的温州已经拥有500多家金属打火机厂。同时,专业化分工也越来越细,大大小小的配件厂迅速串珠成链,温州市区的信河街成了世界有名的“火机配件一条街”。1999年,温州金属打火机的年产量达到1亿只,其中70%以上出口,占据全球70%的份额。

作为让中国打火机走出国门、开始国际贸易的“第一人”,李中坚的公司当时每天出口的打火机最少达10万只。他回忆起当时市场呈现的几乎癫狂的状态:货车就等在路边,一下装配线,马上打包发货。

分析当时成功的原因,黄发静认为主要是产业高度集聚、专业化细致分工,充分的市场竞争必然带来成本价格的巨大优势。较小区域半径内从配件到组装的完整产业链,使得第一时间获取市场信息后能在全行业迅速传播、共享。那时,市面上最新款的打火机,不出数月,温州就可量产并不断改进,而且出厂价不到日本产的1/5。压倒性的价格优势促进了温州打火机在市场上的旺盛需求,产业规模进一步扩大。2001年前后,打火机成为温州的支柱产业之一,年产量超过5.5亿只,占据了全球金属打火机80%的份额。

这个产业在温州诞生不到20年,就取代了当时金属打火机的世界生产基地:日本、韩国和中国台湾。这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:1990年代中期,日本打火机生产商组团到温州,考察后他们终于承认自己毫无还手之力:一只电子点火器,进口单价至少4元,温州人自己做,一开始是1-2元,形成大规模生产后只要0.1-0.3元;密封圈,进口的0.2元,而温州产的从0.05元降到0.005元。为降低成本,一些厂家甚至直接将零配件拼装组合生产,把价格缩减到近1/30。

停运的生产流水线

虽然现在温州市打火机行业协会的注册会员企业仍有117家,但目前持续开工的仅为10余家。

从2002年起,“春风得意”的温州打火机行业开始遇到了CR法案、反倾销等国际贸易摩擦。按黄发静的说法,美国、欧盟CR法案的贸易壁垒,“每一次都让整个行业蜕了一层皮。”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,欧美需求萎缩,日本市场占了温州打火机出口市场的55%。因此,2010年12月17日正式实施的日本CR法案,给温州打火机行业又一记重创——实施仅一个月,打火机生产企业只剩100多家。

情况看似在2011年5月中旬出现转机——温州摩登工贸有限公司第一个拿到了日本CR通行证。此前半年,和众多温州打火机厂一样,摩登处于半停工状态,很多工人都离开了,工厂只能以生产烟灰缸等烟具边缘产品来支撑。总经理罗毅介绍,目前尽管连续接到日本JT、PM烟草公司等客商的订单,但由于日本市场打火机以礼品为主,本身价格就偏低,而CR的认证工序又需要增加更多的检验设备和工人,因此对企业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。目前,拿到日本CR通行证的企业,除了摩登,只有日丰、特灵、东方、东大等为数寥寥的几家,仍有许多以日本贸易商为主要客户的企业遭遇“断粮”困境。

从事了3年打火机装搭工的张年君,现在开起了出租车。他说,打火机企业的形势一年不如一年,如今车间的生产线已从原先的3条剩到1条,工人也走了大半,“以前在打火机行业打工的老乡都纷纷改行。到2011年年底,正常生产的企业会更少。”不幸言中,早报记者在温州采访的一周中,几乎发动了所有熟人联系愿意接受采访的打火机企业,但是处处碰壁:“日子不好过,说的都是丧气话。”据了解,虽然现在温州市打火机行业协会的注册会员企业仍有117家,但目前持续开工的仅为10余家。

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分析说,造成这一局面的,不仅是国际市场经济环境的变动,温州打火机行业低技术、高同质化的现状也是制约其发展的一个因素。他指出,温州打火机企业绝大多数以代工为主,在产业价值链中处于低端,产品附加值和技术含量有限,政府应该出手推动其加快技术升级,而现在的情况是,政府的想法似乎是“任其萎缩”。

越压越薄的利润空间

在2000年前后,温州打火机行业的利润至少在30%以上。但现在,即便像日丰这类有日本、欧洲市场稳定订单,境况相对较好的龙头企业,一年的利润也只有数百万元,行业平均利润仅3%~5%。

在2000年前后,温州打火机行业的利润至少在30%以上。据介绍,当时出厂价5-8元的打火机,利润可高达3元。但现在,即便像日丰这类有日本、欧洲市场稳定订单,境况相对较好的龙头企业,一年的利润也只有数百万元,行业平均利润仅3%~5%。温州大虎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大虎认为,虽然温州打火机产业在全球市场上的价格优势依然存在,但企业的利润空间因为原材料、人工成本、信贷、汇率的上涨而被不断挤压。

这是一个残酷而冰冷的事实。不仅打火机行业,温州市经贸局监测数据显示,2011年前三个月,温州眼镜、打火机、制笔、锁具等35家出口导向型企业销售产值同比(比上年同期)下降7%,利润同比下降30%左右。这些企业中亏损的占1/4多,仅三成企业利润保持增长。行业平均利润率为3.1%,利润率超过5%的企业不到10家。

根据测算,《劳动法》颁布实施后,一个员工一年将增加1万元的费用,企业相当于增加了15%~20%的成本。这个数字已是近年来打火机行业平均利润的五六倍。而另一方面,一直变化的原材料价格、汇率也迫使企业有选择地接受订单,“如果订单量大,生产周期长,原材料、劳动力变化都不可预料,企业很有可能做亏本买卖。”黄发静说。

有资料表明,温州银行只与10%的中小企业发生借贷关系。而李中坚更是直言,打火机企业基本无法获得银行贷款,“银行非常务实,更青睐于所谓科技创新型和有发展潜力的行业。”他非常怀念前几年的金融环境,“以前接到进口商开出的信用证就可以从银行获贷,利息也比现在每月1分(即年化利息12%)低许多。”

温州市经信委监测结果显示,导致企业接单难的因素中,原材料价格波动、用工、用电、流动资金紧张等因素分别占了57.2%、34.6%、43.8%、29.2%。身为温州市政协委员的黄发静2010年进行了一项有关“温州企业外迁和投资环境改善问题”的调研,结果显示,不论土地、劳动力、原材料等要素资源还是制度供给,温州民营企业都已失去优势。

现实玻璃门的夹缝

周大虎一心想把打火机行业传承下去的他,为表明让儿子接班的心意,在前几年甚至将其改名小虎,但如今周小虎的精力都转移到了新开的西点连锁商业上。

在最风光的上世纪末,温州打火机行业协会的每次年会都热闹非凡,除了会员企业,还有政府要员捧场,颇受重视。“如今,协会是越来越冷清了。”协会秘书长邵颖甚至担心,2011年的年会,还有几家企业参会,有多少领导道贺?

仍在坚持的李中坚同样流露出对前景的悲观情绪。10年前,东方已经雄心勃勃地涉足品牌专卖店,而后却因反倾销、CR法规一系列贸易摩擦中止,“似乎这个行业已经没有什么机会了。”他表示,这几年政府对打火机行业的关注,和10年前中国“入世”时不能同日而语,那时上至商务部都经常会派相关人员对中小企业进行指导、帮助。

“主要是大部分人都嫌制造业利润低,而政府对扶持新兴产业更有兴趣。”对此,周大虎也颇为无奈,一心想把打火机行业传承下去的他,为表明让儿子接班的心意,在前几年甚至将其改名小虎,但如今周小虎的精力都转移到了新开的西点连锁商业上。

黄发静透露,已经转战的打火机老板在其他行业中也碰到不少困难,“做得好的没几个。”对于政府提出的产业转型政策,黄发静提出异议,他认为,制造业是市场经济发展之本,打火机行业不是要不要做的问题,关键还是怎么做。在企业家坚守实业的时候,政府更应该推出切合实际的政策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,而不是一味强调转型。“当企业家处于多个现实玻璃门的夹缝中,连基本的国民待遇都成为一种奢求时,如何树立信心?我很担心,照此下去,打火机这个产业会在我们这一代消失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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